不是一个官员可以判处的，每年执行死刑的囚犯名单都需要皇帝亲自用朱批勾画。反倒是宗法社会里，乡绅往往是族长，他处理家族事务时不是用的法律，而是家法、人伦，他是可以判处沉塘的。
在广东的有些地方还存在浸猪笼的习俗，尼克在乡间游历期间只听说过，却没有亲眼见过。这种刑罚是可控的，比如轻罪让头部露出水面，重罪可使其没顶，淹浸至死。提督想整治这种情况，扭转这种滥用权力的局面，他让部分村庄的乡绅们选出一个甲长，由甲长定期举办大会，对过往的判决书实行复审巡检，他们一共24人，今天的祭祀仪式上都参加了，他们就站在提督的后面。
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殊荣，因为他们的身边站着的都是戴着顶戴花翎的朝廷命官。为了不显得突兀，他们穿上了丝绸衣服，就是林呱画像的时候他们会穿的那种，这些人还要承担文化教化的工作，每个月都会聚集在一起，检查为乡试准备的考生学习情况。
《包待制智勘灰阑记》被李行道收录在一本杂剧集里，这本故事书里以判案居多，并不像清代文人，搜录的是神鬼故事。
元朝的统治者同样是游牧民族，却基本上没有文字狱的记录，窦娥冤这样的故事才得以流传。
铡刀也是游牧民族的生产工具，理论上包拯是不可能在开封府的公堂上用这种工具铡了陈世美的，但是平民渴望能有一个人来实现司法公正，于是人们就将这种任务和故事安排到了“包龙图”的身上。
这不符合程序正义，却符合自然正义，尼克觉得村民更需要的是这些，而不是那些神仙精怪的故事。不过，要是尼克也是满清的文人也会写鬼故事，即使是这样也要担心写着写着，写书人不会自己也变成鬼，成为文字狱刀下的祭品。
尽管提督充分得贯彻了道教的“无为而治”，他的这种管理的方式却给他赢来了好官声。提督的工作包括镇压叛乱和安定地方，与广东相邻的广西远不如广东那么稳定。一是因为移民问题，广东和湖南过剩的人口迁徙到了广西，汉民族是农耕民族，他们到哪里都会开荒，而广西的土地贫瘠，并不适宜耕种，玉米这种高产的作物便被广泛引入山区。
山区人口暴增，而当地苗民以打猎为生，野猪是他们的主要猎物，野猪跑到了玉米地中大肆破坏，苗汉之间的空间界限被撤销了，两族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激烈起来。
另一方面是因为宗教问题，移民背井离乡，渴望群体之间的互助，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匮乏给了白莲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条件。“入伙穿衣吃饭不分尔我，有患相救有难相死”对于困苦无靠的移民很有吸引力，再者接连的战乱和吏治不到的山区，也让一部分脱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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