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”的人,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,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。新娘是看护,矮小美丽、红颧骨,喜气洋洋,弄不到结婚礼服,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,镶着墨绿花边。他们来了几次,一等等上几个钟头,默默对坐,对看,熬不住满脸的微笑,招得我们全笑了。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。
到底仗打完了。乍一停,很有一点弄不惯,和平反而使人心乱,像喝醉酒似的。看见青天上的飞机,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,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,冬天的树,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,电灯光,街头的热闹,这些又是我们的了。第一,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云,黑夜,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,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?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,一九二年在欧洲号称”发烧的一九二年”。
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。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。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,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,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,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。街上摆满了摊子,卖胭脂,西药、罐头牛羊肉,抢来的西装,绒线衫,素丝窗帘,雕花玻璃器皿,整匹的呢绒。
香港重新发现了”吃”的喜悦。真奇怪,一件最自然,最基本的功能,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,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,竟变成了下流的,反常的。在战后的香港,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,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。
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,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。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?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。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。
休战后我们在”大学堂临时医院”做看护。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,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乘火打劫者。
难得有那么戏剧化的一刹那。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。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,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,因为实在没事做,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。时间一长,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。在医院里,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。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,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,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。
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。从前那间房子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情歌,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。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,烦躁,有臭气的人,动不了腿,也动不了脑筋,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。枕头不够用,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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