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一道讨论,共同精进,也是乐事嘛。”
赵佶这么说,倒让苏辙说不出话了,赵佶接着说道:“对讲读官以及其他讲读之人都应礼遇和尊重,免礼节、赏赐、慰问等等如平常事。”
吕惠卿赶紧上前说道:“官家所言极是,经筵既为帝王之学,何妨召集儒臣,一同论道,集思广益呢?”
赵佶接着说道:“经筵人数增加,当在何处举行经筵?”
苏辙说道:“以往经筵之所一般是在崇政殿西庑或者迎阳门、延义阁等处。”
曾布说道:“崇政殿狭小,恐怕无法容纳这么多人。”
赵佶说道:“吾观实录,端拱元年八月,太宗幸国子监,谒文宣王毕,开辇将出西门,顾见讲坐,左右言学官李觉方聚徒讲书,即召觉令对御讲说。不若于国子监经筵。”
赵佶早就想到国子监去看看,作为大宋的最高学府,国子监的学子们可谓天骄了,对于国子监,历代大宋官家也十分重视,能判国子监或者任国子祭酒的,无一不是饱学鸿儒,太学生们也是大宋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群体,他们搞事情的能力丝毫不亚于台谏,不少宰执大臣就是被太学生们搞下台的。
赵佶突然说去国子监开经筵,韩忠彦连忙阻止道:“官家,太宗于国子监令讲官讲读,是一时兴起,并非常例,经筵还是要在禁中举行的。”
赵佶当然知道经筵不可能每次都在国子监举行,只是要把这个事拿出来说一下,为日后去国子监找好借口。赵佶说道:“如此就在大庆殿吧,令礼部进经筵仪注,择定日期,准备经筵。计相留一下。”
诸位宰执们走后,只剩下吕惠卿在场,赵佶开口问道:“计相,听闻当年王荆公编《三经新义》,计相也参与了,计相如何看此书?”
《三经新义》为《周礼新义》、《尚书新义》和《诗经新义》的合称,熙宁六年(1073)在神宗的要求下,置经义局,由王安石父子主持进行编撰,至熙宁八年(1075)修成。《周礼新义》十六卷、《尚书新义》十三卷、《诗经新义》二十卷,其中《周礼新义》为王安石亲手所着,《尚书新义》主要由其子王云在王安石的指导下撰写,《诗经新义》由王云、吕惠卿及王安石一些弟子修撰,最后由王安石审定。
对于此书,吕惠卿可谓及其了解了,他是全程参与了此书的编撰。故而赵佶向吕惠卿询问此事。
吕惠卿说道: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,对于王荆公变法而言意义颇为深重,《周礼》是王荆公变法的支撑,王荆公致力于将《周礼》智慧与实际情况相结合,从《周礼》之中汲取改革智慧。虽有所谓三不足之论,然尊周礼,乃是三经新义的根源。”
说道这本三经新义,吕惠卿不由得眉飞色舞起来,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在王安石麾下,颇受重用的时候。三经新义虽然是王安石为新法所作的理论依据,但是其中吕惠卿出力颇多。
赵佶笑着说道:“左右今日无事,计相为吾略解一二,说说三经新义。”
吕惠卿说道:“臣谨受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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