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条件异于普通人,需要经过三问,且只有在情理重害而坚不吐实的情况下,才能刑讯。对待品官之所以与常人有异,从该诏令中可知是基于尊重有爵禄之人,体现皇上体恤臣子之心。故而范致虚认为皇城司的这些口供显然没有经过三问的程序,应当予以排除。
这话让诸位判官、推官都无语了,蔡京当即反对道:“虽然有所谓三问之制,但是一来本案中人犯有官爵者只有孔若虚,而今孔若虚已经伏法,孔若蒙并无官爵,孔家大部分人也没有官爵,也就不能依三问之制,二来本案案情重大,私藏甲胄弩弓、勾连江湖匪类,伏杀朝廷大员,这等灭门亡身的大罪,怎么可能轻易招认,若不用刑,恐怕难得实情。三是皇城司似乎不在三问的法司之列吧!”
蔡京果然是好口才,一番话将范致虚说得哑口无言,在蔡京看来,本案事实俱在,已经没有什么可说得,可以直接进入量刑环节了,蔡京根本不愿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,官家既然要尽快结案,自己就按照官家意图办就是了。
蔡京接着说道:“凡讯问之法,鞫情之术,有正,有谲。正以核之,陈枢是也。谲以擿之,王璥是也。术苟精焉,情必得矣!”
蔡京主张就案卷事实对人犯直接展开讯问,大宋的司法讯问承袭唐制,还是五听之法。即:辞听、色听、气听、耳听、目听。辞听是“观其出言,不直则烦”;色听是“察其颜色,不直则赧”;气听是“观其气息,不直则喘”;耳听是“观其聆听,不直则惑”;目听是“观其眸子视,不直则眊然”。
按照刑统规定,凡审理案件,应先以情审察辞理,反复参验;如果事状疑似,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,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。大宋的司法,只要人犯认罪伏法,又没有其他的可疑情状,就可以定案了。
卷宗上孔家所犯之案如此众多,涉及的人犯也是非常之多,怎么讯问也是一个问题。
赵挺之建议,先提审孔若蒙,落实孔家私藏甲胄弩弓和勾连江湖匪类伏杀郑侠一事,然后孔家众人所犯之案,三位推官分别提审,若是没有问题,就依法审断,若是有情状不符或者人犯喊冤的,由诸位判官推官一道会勘。
赵挺之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,于是范纯礼签发牌票,令皇城司将孔若蒙押解来,供置勘院审断。童贯亲自带队,领着皇城司精锐亲事官将孔若蒙押解至置勘院,当然也少不了对孔若蒙谆谆教导一番。
此时的孔若蒙怎么不知,要置孔家于死地的是赵官家,任他巧舌如簧,只不过是增加自己的皮肉之苦罢了。范纯礼领着诸位判官推官在置勘院二堂讯问孔若蒙。
为了尊重他圣人苗裔和原奉圣公的爵位,范纯礼令衙役将他的械具去掉,然后诸位判官和推官们开始对着案卷和孔若蒙核对,没想到孔若蒙全盘承认,无论范致虚怎么暗示,孔若蒙都咬定说辞,范纯礼并没有参与讯问,而是在堂上仔细观察着孔若蒙。
将其讯问完后,范纯礼将孔若蒙还押皇城司,与一众推官判官们讨论案件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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