昧，求皇上能给我们指条生路。”

　　赵匡胤便道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。转瞬即过。卿等何不释去兵权，出守大籓，多置良田美宅、歌舞儿女。终日饮酒娱乐。既能尽享天年，又能为子孙立永远之业！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。君臣之间，两无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！”

　　众将听罢无不感激涕零，顿首拜泣道：“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谓生死而肉骨也。”第二天，以石守信、高怀德为首的这些禁军将领们，就纷纷称病请求罢去军职

　　。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。任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，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，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，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，其中仅石守信一人还在名义上兼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其余皆罢军职。

　　这是一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事，被人称之为“杯酒释兵权”。从表面上看，赵匡胤只不过是通过和平方式从这些宿将们手中收回了兵权，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。但实际上，他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却远不仅于此。

　　因为赵匡胤在解除了这些宿将的兵权后。紧跟着就开始大搞军事改革，首先是废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官职，并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一分为二。这样禁军的军权就分成了三份，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、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统领，即所谓的三衙统领。

　　同时成立不同于前代的枢密院，用以分三衙之权。自唐末以来，枢密院的权力是非常大的，甚至曾一度凌驾于相权之上。但赵匡胤成立的枢密院，是以文官主事，手中也仅有调兵之权，这就与三衙形成了相互制约。枢密院有权调兵。但不掌兵。而三衙虽然掌兵，但又无调兵之权。各自独立，相互制约。谁也无法单独作乱。

　　其次，实行内外相持政策。赵匡胤将全*队分成两半，一半屯驻京师，另一半戍守地方。京城驻军有能力制服外地叛乱，而外地驻军又有能力扑灭京城驻军的兵变，使得内外军队互相制约，谁也不敢轻易发动叛乱。

　　第三，实行兵将分离制度。规定无论京城禁军还是驻外禁军都要实现“更戍法”，即禁军在某地驻守一段时间后，就要变更驻守地点。京城禁军去边境或产粮地驻防，再由地方禁军补入京城。

　　这种做法名义上是为了锻炼禁军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但实际上是要降低士兵对将领的忠诚度。

　　因为在实行这种制度之后，将领们的募兵权就被剥夺了，将领们对士兵只有管理权，但没有所有权，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士兵成为将领私人武装的可能性。可以说，也正是这一制度，才使得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、诸侯混战的局面得以彻底终结。

　　然而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。兵将分离制度虽然行之有效，但又产生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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